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
他们怎么不去和皇帝争取政权？中国怎么不发生有如英国大宪章一类的运动？这种在经济上是地主，社会上是绅士的阶层怎么会在政治上这样消极？这些问题显然可以从多方面去研究，我在《论绅士》一文中已经提出过一些意见，在这里我想再挑一点出来发挥申引，所挑出来的一点是他们自己对于自己政治地位的看法这个没有位的王是中国政治概念中的特色。
在儒家道统是一个理，一个应当这样做的规范，一个依着这样做就能王天下的路子，并不是事，因为按不按理做和有没有理是分得开的。但是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别人眼中却是：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在儒家对于这些标准政治人物的推崇上看去，可以说，他们是知道政治规范而同时又是实际在这轨范里治理天下的。其实这是早就注定的命运：孔子的矛盾，只有两个可能的解决，一是道统制服政统，一是政统制服道统。
这是说师儒们并不是月亮上的人物：世界上好，下一次凡。他说： 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偃赏，从谏如流之美。第三句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
第三，唐宋以后，注重性情功夫论，就是从李翱开始，然后到宋代理学，最后讲到朱熹。从后来的理解，用中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总结来说，在历史上人们对《中庸》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这句话就讲《中庸》在孔门道统里面的地位。
他曾经写过一篇自传体文章《中庸子传》，他说自己曾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14]。应该说在儒家五经里面，对中提倡最多的一部经典，就是《周易》。
司马迁之后，另一部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就是《汉书》。《周易》讲中道，《尚书》讲中德，那就是说中，它不仅仅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中正之道，它也是人之德，是从天子到庶人的一个基本的德行。今天讲《中庸》是四书之一，备受重视，那是宋代才有的。传统的经学可能更多地从文献、历史、德行的角度来看，不会从更深的哲学来看，而性命论已经是哲学了。
这个提法应该说比起智圆中庸子深入了一步。这变成它新的路线和重点，喜怒哀乐之未发、戒慎恐惧、慎独这些话题变成了中心议题，相关的有知行论、诚明论、学思笃行论，等等，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回应佛教心性论的发展和挑战中展开的。韩愈一上来就说：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11]。道学之《中庸》，贯穿于宋元明清四代，历代的理学家大都有关于《中庸》的注解。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玄学家也很重视对《中庸》思想的阐发，像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他对《论语》作了很多研究，他也很重视中庸的思想。但是有人反问说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他说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儒家与佛家说的话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
在《尚书》里面，中字虽然没有《周易》里面出现那么多，但是从它出现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尧舜禹一直往下相传，天子都非常重视这个中的把握。也就是说在五经的体系里面，有好多粗糙的壳、麸子，这些都不是精华，四书是精华。
应该说，这也是对《中庸》境界一种新的关注。早期，他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可是由于郑玄注了《礼记》，而且注得非常好，这就使《礼记》的影响变大了。[22]熊道琛：《钟祥县志》卷21，民国26年版，第8页。所以邢昺在崇和殿跟真宗讲话的时候，就指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21]。在汉代以后的经学里，多把皇极解释为大中，皇是大，极是中。
而且他在《中庸解》提到很多思想，其中他最后有一个结论，他批评郑玄注，认为郑玄注没有把握住《中庸》的大意，郑氏者，岂能究乎性命之说耶。应该说，《大禹谟》这一篇所组成的资料，它是《尚书》的原始资料的一部分，至少表达了跟《尚书》那个时代的同期思想。
元代以后，用朱熹对四书的解释出题，用《四书章句集注》作标准的参考书。那智圆自号中庸子，他讲的中庸，其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儒家同还是不同呢？他说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16]，儒家讲的中庸，他也承认，但是他还要加上佛教对中庸的理解，就是龙树菩萨所讲的中道思想，就是不落两边，非有非无，非亡非存。
所以在北宋，从真宗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对《中庸》的特别重视。这也可以说发展了不偏不倚的思想。
与此同时，《中庸》就随着《礼记》地位的提升，变成整个经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所以到理学家程颐评论以前赐《儒行》，说《儒行》全无义理。他认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26]，人应该先学四书。《中庸》跟天地、鬼神、德行、实践相关，它所代表的人文性、人文教养，不是《礼记》一般篇章所能相比的。
什么是执中呢？这个中跟前面《周易》所讲的这种中正的观念，应该是接近的。但大体上可以推断，他应该不是纯粹以佛教的角度去讲的，应该也不是一个纯粹从儒学方面去讲的。
第二句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24]。本来圣人讲中庸就是圣人的至德，但是他特别强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其次，佛老与《中庸》。那么列于学官，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
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说从前我学习《礼记·中庸》篇，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13]，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惊觉，通过这两句话了解了圣人之德。这个思想就打开、影响了宋代的理学家。在北宋前期来看，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佛教。所以《中庸》在当时很受重视。
这样一个转变，应该说对元明清三代的影响都是非常之大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5页。
因此在唐代，任何一个士子，他在关注《礼记》的时候，都会对《中庸》有更多的关注。郑玄之辈很多还是在德行论，不是在性命论、性情论来解《中庸》。
[8]（西晋）陈寿：《三国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9页。更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是信佛的人。